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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的姓与名

　　我们每个人都有姓名。其中姓是家族的徽号，名则用来区分彼此的识别标志。姓名具备这些基本功能，我们无论是在社会交往中还是在生活中每时每刻，都要使用自己的名字。如填履历表时，要首先写上自己的名字，在名片上要印上自己的名字，在与陌生人交往时要“自报家门”，在与朋友打电话时也要说出自己的名字。由此可见，名字对我们人类来说是多么重要！

一、古人的姓名字号
　　我们今天的炎黄子孙，大多只有一姓一名。古代，人们的姓名远没有现代人这么简单。在通常的情况下，除了姓和名以外，还要有字（表字）、号等称谓。
我们今天常说的某某人叫什么名字，其“名字”一词，在古代包括“姓”、“名”、“字”三个部分，三者各有各的性能和作用，是三个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整体。
古人刚生下来不久就有了名，长大以后又有了字，两者相连，通称名字。关于二者的功用，清朝王应奎曾说：“古者名以正体，字以表德。”意思是说，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，字则是表赏德行的。二者性质不同，用途也大不一样。一般说来，古时侯，名是阶段性的称呼，小时侯称小名，大了叫大名。等有了字，名就成了应该避讳的东西，相称时也只能称字而不称名。
　　名与字在多数情况下共同构成一个人的代号，尽管用途不尽相同，二者之间还是有联系的。古人大多因名取字，名与字内容毫不相干的情况几乎见不到。三国时有名将张飞，字翼德，在这一名字中，“飞”是名，“翼德”则是对“飞”的解释，因为“飞”就是“翼之德（翅膀扇动而造就的功德）”。又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，字乐天，名与字之间也有联系，即“居易”是因，“乐天”是果，只有居处安宁，才能知命而乐天。
　　古人的名有多种种类，字也有不同用途。起初，人们取字非常简单，往往只取一字，与“子”、“伯”、“仲”、“甫”等表示年龄阶段的字相连。如孔子弟子颜回字子渊，冉耕字伯牛，冉雍字仲弓，这些名字中的“渊”、“牛”、“弓”就是他们的字。当然，有些人取字时干脆只用一字，不加别的字辞，如陈胜字涉，项羽字籍等即是。东汉以后，人名取字才越来越讲究，情况也越来越复杂。人们在有了好名以后，往往把取个好字看得十分重要。有些人在取字时注重效法古人，取字“士则”、“思贤”、“师亮”等等；有些人则寄托对当事人的厚望，取字“温叟（长寿不夭）”、“永全”等等。这些，无不含有深刻的意义。
　　古人除有名、字外，又多取号以代替名字。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，又称“别号”。早在周朝时，人们就已经开始取号，号是人在名、字之外的尊称或美称。早期的号具有这一特点，有号的人多是那些圣贤雅士。如老子别号广成子、范蠡别号鸱夷子皮等。先秦时期有名字又有号的人并不多，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，取号的人仍不很多。名载史籍仅有陶潜别名五柳先生等数人。但是，到了隋唐时期，伴随着封建国家的强盛和文化的高度发达，在名、字之外另取别号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。如李白号青莲居士、杜甫号少陵野老、白居易号香山居士，皆属此类。降至宋代，取号之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。人们熟知的《水浒传》108将个个都有别号，正是代表着当时的社会风气。明清人更把取号视为一种时髦，上至皇帝，下至一般黎民百姓，几乎人人有号。
　　在用字上，取号与取名、字不同，大多不受字数多少的限制。从已知的历代别号来看，有2字号，也有3字、4字号，甚至还有10余字、20余字的别号。如清代画家郑板桥的别号就有12字，即“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”。至于宗教界的一位叫释成果的法师，别号的字数竟达28字之多。这28字即“万里行脚小僧佛山长统理天下名山风月事兼仙鹤粮饷不醒乡侯”。一个人的别号竟然用了近30个字，真可谓古今奇观。
　　因为古人取号有较大的随意性，并且不必加以避讳，因此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饱受文字狱和避讳之苦的明清人，促使他们在名字之外更取别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绪。当时的大多数人都取有一个别号，但有些人别号也有好几个。如清初画家石涛法名弘济，别号清湘道人、苦瓜和尚、大涤子、瞎尊者，达四个之多。
综合上述可知，我国古人的称谓远比现代人复杂，他们有姓名又有字、号。这种姓名字号的并存，一是为了适应当事人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情况下的需要；二是为中国的姓名文化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。中国姓名文化所以会有如此厚重的内涵，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古人这种姓名字号并存有关。

二、中国人的姓氏知多少
　　我国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，姓氏起源的历史源远流长。但在上古时候，“姓”与“氏”不是一回事，而是有区别的。“姓”的产生时代最早，产生于有文字记载以前的母系社会，在母系社会中，以女性为首领，女性姓什么，她的子女也跟着她姓什么。在这个历史阶段中，同姓的人不可以通婚。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“近亲繁殖”，起到了“明血缘，别婚姻”的作用。从而增强了人民的素质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。所以，中国最古老姓都带有“女”字。如姬、姜、姒、嬴等。
“氏”的产生时代，大大晚于“姓”的产生时代。“姓”是母系社会中整个大部落的标志，而“氏”则是随父亲而来，产生于父系氏族社会。父系氏族社会中的英雄人物大都称“氏”，如伏羲氏、神农氏、轩辕氏等等。“姓”是比“氏”更大的概念，“氏”是从属于“姓”，属于较小的、派生的氏族。
据《通志?氏族略序》记载：“三代之前，姓氏分而为二，男子称氏，妇人称姓。氏所以别贵贱，贵者有氏，贱者无名无氏……姓所以别婚姻，故有同姓、异姓、庶姓之别；氏同姓不同者，婚姻可通；姓同氏不同者，婚姻不可通。三代之后，姓氏合而为一，……。”“姓”与“氏”，在先秦时期已开始合二为一，姓氏可以通称，到了汉代，已普遍称氏为姓，其含义到了秦汉之后，姓氏不加区分，或称姓，或称氏，或通称姓氏。
我国的姓氏，在历代许多辞书中都有收录。如宋代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，明代的《正字通》、《字汇》，清代的《康熙字典》等，都注明了大量的姓氏用字。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专门收罗姓氏的辞书，如南朝何承天的《姓苑》，北朝南齐王俭的《姓谱》，唐代张九龄的《姓源韵谱》、林宝的《元和姓纂》，宋代王应麟的《姓氏急就篇》、邵思的《姓解》、邓名世的《古今姓氏书辩证》，明代陈湘的《姓林》、夏树芳的《奇姓通》、吴沈的《千家姓》、凌迪知的《万姓统谱》，清代陈廷炜的《姓氏考略》、黄本骥的《姓氏解份》、张澍的《姓氏寻源》等。
据《中华姓府》统计，我国姓氏总和为6363个，其中单姓3730个，复姓2498个，三字姓127个，四字姓6个，五字姓2个。宋代编篡的流传最广的《百家姓》，仅收录438个，其中单姓408个，复姓30个。又据《中华姓氏大辞典》记载，目前我国56个民族的姓氏已达11，969个，其中居世界第一的人口超过8700万的李姓。其次中王、张、刘、陈，这五大姓氏的总人口，已有3.5亿人。
　　那么，如此众多的姓氏是如何产生的呢？据有关专家考证，我国姓氏的发展，大致有以下几条规律：

　　 1、诸侯、卿大夫及其后裔，以封国、封地或出生地、居住地为姓氏。如梅、阮、密、蔡、郯、项、玄都、任、虢等为封国姓；屈、知、壶、卡、诸梁、堂、镐、谢丘、单为封邑姓；刘、乡、亭为封地姓；百里、东门、北野、北郭、北海、南郭、诸葛等为居住方位姓；以出生地为姓的如东方、姚等。

　　 2、大夫、官吏、贵族，以受封的官名、爵号为姓氏，或以职业技能为姓氏。如司徒、司马、司空、司土、司寇等姓氏，是分别掌管教化、军事、工程、爵禄、刑狱的，此外，以官职为姓的还有贾正（掌商业）、宫正（掌宫中戒令）、卜（掌占卜之官）、祝（古时巫吏祝之官）、刑吏（掌刑罚）等。裘（制裘工）、冶（金工）、巫（黄帝时巫彭作医），膳、轨（占卜）、渔、樵等，则均为职业、技能为姓氏。

　　 3、以祖先的族号或谥号为姓氏。例如，尧的族号为“唐”，尧的部分后代为唐姓。类似这种姓氏的有虞、夏、商、殷、周等。所谓谥号，是古代人在死后按其生前事迹评定褒贬后给予的称号。古代帝王死后，在祭祀仪式中，均要追谥庙号，如周朝有文王、武王等谥号，他们的某些后代就分别姓“文”，姓“武”，由这些习俗发展的姓氏还有昭、穆、康、庄、襄等。

　　 4、上古时代由于人类对自然物的迷信和崇拜，便以自然物或颜色为自己的姓氏。如：牛、羊、马、鱼、熊、山、水、火、星、杨、柳、花、夏、冬、秋、红、黄、白、黑、蓝等。

　　 5、统治者封赐有功之臣和贬斥有罪之臣的姓氏。如唐代部分徐、邴、安、杜、胡、弘、郭、麻等姓氏的臣民因建国有功，从唐皇族姓李。再如唐宰相窦怀员与太平公主谋逆，失败后皇上令其改姓窦为姓毒，意为“恶毒之人”，以示惩罚。

　　 6、以天干、地支、数词、量词、长幼、次第为姓氏。如甲、乙、丙、丁、子、丑、寅、卯、七、四、六、百及第一至十，还有伯、仲、叔、季等。

　　 7、兄弟民族的姓氏译音及兄弟民族借用的汉字单姓，如唐代姓＂阿吏那＂的突厥人改姓“史”，近代满族的“爱新觉罗”氏改姓“罗”等。

三、人名的起源
　　早在人类的远古时代，我们的祖先过着群居的原始生活。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如何通过自卫来保护自己，或者采集狩猎以维持生命。他们的生活十分原始，还不需要姓名来区分彼此。后来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增多，人际之间的交往日渐密切，为了把某一群人与另一群人区分开来，便出现了某一群人共有的标志，亦即我们后来所说的“姓”；在一群人中间，为了把彼此区分开来，也出现了只属于个人的标志，这种标志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“名”。在社会交往中，无论哪一群人，在自己内部只用“名”便可以彼此区分，若与另一群人交往，仅仅称“名”便不足以表明自己的身份，他只有把自己所在人群的标志＂姓＂与自己的标志“名”结合在一起，才能充分地表达自己。这种一群人的标志和个体标志的结合，便是人类最早的姓名。
　　关于人类名字的起源，从汉字“名”字本身也可以推知其最早的含义。这一汉字由“夕”和“口”两部分组成，对此，《说文解字》解释说：“名，自命也，从口、夕。夕者，冥也，冥不相见，故以口自名。”意思是说，在早期的社会交往中，人们白天相见，可能通过形体、面貌、声音相互识别。一旦到了晚上，相互看不清楚，就只能通过自报名字来区分你我了。可见，人名的产生是社会交际的需要，它的最本质的作用，就是在社会交往的所有场合都可以区别人的个体。
　　在文字出现以后，原由口头表达的人名也进化到文字阶段。在目前已经发现的一些原始社会的陶器中，上面都刻画有一两个符号，据专家考证，这些符号都与早期的人名有关。如果这种解释可信的话，那么，不同的人名就是我国最早的文字。到了商周时期，我国的文字大量出现并趋向于定型，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人名。如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，不仅有“名”这个汉字，而且还有示壬、中丁、外丙、小乙等人名。这些，都是我国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名字。
　　总之，人名是在人类社会处于原始时期而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，它的起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。最早，它是人们随意用来区分彼此的符号，以后又演变成为固定身份的标志，在文字出现以后又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。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，就已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，随着名字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，名字也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东西。

三、历代人名特点
　　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。五千年来，人名从产生到发展，基本格局大体不变。具体到每个朝代，名字则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。
　　我国人名最早有规律可寻的是夏代。当时人崇拜太阳，通行的历法是干支记年，因此，当时的帝王和贵族都喜欢用天干命名。据《史记?夏本纪》记载，夏代的帝王名字有太康、仲康、少康等人，据陈梦家在《殷墟卜辞综述》一书中考证，这些名字中的“康”字即“庚”字，是传说中的十个太阳（天干）之一。此外，夏代帝王的名字还有孔甲、胤甲、履癸等，名中的“甲”、“癸”也都是天干。至于商代帝王，取名时无不继承了夏代帝王的这一传统，无论是开国之君商汤（又名太乙）还是亡国之主帝辛（即殷纣王），包括其间的29位帝王，无不以天干命名。当时的贵族也效法帝王的这种做法，在名字中使用十个天干，如祖已、父癸、虎父丁、弓父庚等，无不如此。
　　到了周代，随着人口的繁衍和文化的发达，人名制度也日臻完善。这时和人名不再像夏商人名那样质朴，而是开始注重文采。这种重视的结果，在一方面是大量庄重、新颖名字的出现，另一方面则是“五则”、“六避”制原则的产生。根据这些原则，人一生下来必须根据信（身体上的某些标志）、义（婴儿表现的天赋）、相（相貌）、假（假借）、类（象似）命名。同时，还要避开国名、山川名、官名、疾患名、祭品名（畜牲）、祭器名，清规戒律十分繁琐。尽管如此，大量优美动听的名字仍然不断出现，如姬发（周武王）、孔丘（孔子）、庄周（庄子）、李耳（老子）、屈平（屈原）、宋玉等名字都极具特色。
　　周代的人名特点一直持续到春秋战国及秦朝以后，直到汉代时才有所变更。当时，处在我国封建社会上升和繁荣时期，人们渴望建功立业以报效国家，因此在名字问题上也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。有些人注重对国家的贡献，取名孔安国、赵充国、于定国等；有些人景慕古代英雄人物，取名陈汤、赵尧、张禹；有些人尚武，取名苏武、班彪、夏侯胜；有些人气概豪迈、取名孔奋、魏霸、法雄；有些人德操卓荦，取名曹操、董卓、庞德等等。这些，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。
　　两汉之际，当政的王莽推行一场双名单名运动，强行把那些双字名的人改为单字名。他认为：“秦以前复名盖寡，遂禁复名”。当时有匈奴单于前来进贡，也被他专门下诏改为单字名；另有他的长孙王会宗，在这次运动中随例改名王宗，后因企图谋反，不仅事泄自杀，而且名字也被恢复了双字名，以示惩罚。像这样对取名用字的一增一减，表现了强烈的褒贬意向，此后，人们开始有了“取双字名是低贱的”这一观念，很少再有人用双字名。这种风气一直持续了近300年，直到南北朝时期才略有改观。
　　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人们取名时除喜欢重复用字和在小名前加“阿”字外，还喜欢加上“之”字或表明自己的宗教信仰。其中，用“之”字取名的突出例子是著名大书法家王羲之及其子孙。他的名字是羲之，7个儿子的名字是玄之、凝之、涣之、肃之、徽之、操之、献之，两位孙子的名字是桢之、靖之，两位曾孙的名字是翼之、悦之。如此祖孙4代相继，也不加以避讳，在中国姓名史上是十分特殊的现象。另外，南北朝人大多笃信佛教，为了表明自己的宗教信仰，也大多喜欢在名字中加上与信仰有关的字眼，如“僧”、“惠”、“昙”等表示信仰佛教，“道”、“玄”、“灵”等字表示信仰道教。诸如此类的名字有王僧达、陆惠晓、王昙首、萧道成、王玄谟、谢灵运等。据日本《东洋史研究》的有关文章统计，当时的人名仅带“僧”字的就有122人，带“昙”字的39人，可见当时用名字反映信仰的风尚之盛。
　　历史发展到隋唐五代时期，人的名字又出现了喜欢在取字时只用一字、称呼上标榜排行、名字中喜用“彦”字等新特点。属于第一种情况的人名有房玄龄字乔、张巡字巡、徐坚字伦、谢逸字海等；属于第二种情况的人名，从当时人韩愈所写一首诗的题目中就可看出。这首诗题即《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，李十一拾遗，李二十六员外，翰林三学士》，其中的人名分别代表王涯、李建、李程等；第三种情况则主要集中在唐末五代。由于“彦”字指有才德的杰出人物，加上当时世风日下、朝中乏人、社会动荡，所以，许多人都以“彦”字取名。其中的知名人士，有唐末宰相徐彦章、后梁都指挥使杨彦洪、南汉大将伍彦寿等。据统计，仅唐末至宋初几十年间，以“彦”命名的大小人物就有145人见于史册。甚至有些人想取带“彦”字的名字而找不到适合与这搭配的字，只好借用别人已经叫响的名字。如当时仅名“彦章”、“彦咸”、“彦卿”的人就各有7个，“彦超”有11个，“彦进”有4个，“彦温”、“彦韬”各有3个。整个官场政界，几乎成了“彦”名人的天下！
　　入宋以后，双字名的使用率越来越高，一些“思贤欲齐”和按家族字辈而取的名字也开始出现。这些特点，历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，一直延续到近现代。在宋代以前，双字名的使用率还不到人口总数的一半。甚至一些贵族为一国之尊的帝王也喜欢以单字取名。宋代以后，无论是帝王还是普通百姓，大都采用双字命名。至明清时，双字名已占人名总数的60％－70％。另外，由于文化的高度发达，一些饱读之士在为人取名时开始喜欢引经据典，如北宋词人周邦彦的名字就出自《诗经》“彼其之子，邦之彦兮”。据宋人俞成《萤雪丛说》一书的记载，当时崇拜颜回的人取名“唏颜”或“望回”，敬慕韩愈的人取名“次韩”或“齐愈”。此后，这种风气便愈演愈烈。随着宗族观念的强化和谱学的兴盛，同姓共族的人采用字辈谱的方式命名，则是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取名的重要手段。
建国以来，我国人的取名也可以分出几个时期。如1949年出生的人取名“建国”，大跃进年月的人取名“跃进”，60年代初期的人取名“反帝”、“返修”，文革中间的人取名“卫彪”、“向东”，十一届亚运会期间的人取名“盼盼（亚运会吉祥物大熊猫的名字）”。上述这些，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，一见这些名字，我们就很容易知道他们出生的年代。此外，如春生、鲁生等名，则是为了纪念出生的时间（春天）或地点（鲁，今山东简称），有着显而易见的纪念意义。
　　近现代人的取名特点，除具备一些传统的特色外，还重视姓名的时代性。此外，如在人名用字上喜欢单字名、重叠名；因受西方社会的影响而取西化的名字，以及因宗教势力的复苏而重新使用字辈名等等，也都是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。
　　总之，我们中国人的名字由于历史上各个时代的背景不同，大都带有各个时代的历史烙印。了解了这些不同的特点和知识，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名字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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